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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由于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导致外在保护弱化,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法律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但目前来看,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建构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,特别是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,对熟人侵害保持较高容忍度或集体无意识。我的课题组曾经做过统计,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被害案件中,村内熟人作案依旧是案件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。
针对干部政治素质考察难以量化、干部画像不够精准等问题,桐庐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部聚焦考准考实干部政治素质,不断改进考察办法,通过走社区、听口碑,全方位、多角度了解干部个人品德、能力作风等,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跟进提醒、闭环整改。
第三,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,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,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“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,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,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,情节恶劣,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,应当负刑事责任”中的罪行种类,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,如何真正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中的各方责任,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,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、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,这些都还在探索、研究过程中。需要注意的是,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,但从根本上来看,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,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,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,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。
“不好好干,就调去宝格达山锻炼。”锡林郭勒边境民警几乎都听过这样的“玩笑”,大家都知道那里是锡林郭勒边境支队所辖27个派出所中最艰苦的,去那里被称为“上山”。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亮解释,一是气候恶劣,这里冬季漫长、多大风天,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。二是位置偏远、交通不便,探亲难。三是条件艰苦,所里曾经没网、没信号、没上下水,还时常断电。